从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到西海岸的旧金山，再到瑞士的巴塞尔，全球的医药巨头总喜欢在这些世界顶级的“药谷”扎堆。近年来，随着生物医药行业快速发展，中国“药谷”四处开花。在众多产业集群地中，未来有无可能诞生真正世界的“药谷”？
身处上海，众多跨国药企充满期待，如今在他们眼中，上海绝对有潜力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药谷”。但他们的目光又不仅仅停留在上海，“上海+长三角腹地”的相似布局中，已经透露出跨国巨头们的“雄心”。
现在，外商投资法来了，跨国药企的“雄心”之上，又多了一份“安心”，这也更加坚定了他们深耕长三角的决心。“如果外商投资法能获得通过，这会让我们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活动更有安全感。”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在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默克中国总裁安高博对此特别期待。
南通为何成为“投资宝地”
一个市场对企业是否重要，看它对当地的投资即可知一二。
近年来，虽然因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总是让人“雾里看花”，但默克在中国的投资却一直保持着“强势”的姿态：除了上海总部和北京，默克还陆续在南通、无锡、苏州等长三角城市，以及广州，分别兴建了研发、生产或创新中心。默克是一家具有351年历史的德国家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已近86年。“就商业而言，中国市场对默克来说已经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默克执行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欧思明去年在媒体发布会上曾表示。在百年企业的一系列中国战略中，长三角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高。南通，成为近年来企业经营者津津乐道的“投资宝地”。
“2014年以来，我们已经在南通投了2.5亿欧元了，这可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作为默克南通医疗健康产业园建设的主导者，安高博很乐于谈论默克在南通的投资，“起先，我们在南通投资了1.7亿欧元建设了一个制药基地。去年，我们又追加了8000万欧元的投资，在制药基地边上兴建了一个生命科学中心。”
安高博反复向记者表示，在南通进行投资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我们在南通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就是南通开发区政府。”
公开资料显示，南通开发区近年重点聚焦项目建设与企业服务，努力进行“不见面审批、零缺陷服务、精准化监管”改革，并在江苏全省范围内率先推广企业投资项目信用承诺不再审批严格监管试点。“他们为默克项目在中国的落地和发展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安高博说。整个长三角地区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加速了外资进入中国的速度，与此同时，制度上的不断完善也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吃下了一颗“定心丸”。“通常情况下，我们在中国进行的投资并不是针对当下的，而是针对至少未来10年的。因此，如果中国的外商投资法能够真正实施，将会增强我们在中国的投资信心。”安高博表示，作为一家科技公司，默克在液晶显示和oled技术领域拥有近4000项专利，“希望该法律能帮助中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专利保护生态系统，这在未来不仅能促进外商投资，还能增强中国的创新能力。”
提起中国的创新能力，多次来到中国的欧思明表示，中国蓬勃发展的创业环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默克去年即在上海和广州设立了两大创新中心，并互有侧重。“与广州的展示新技术相比，上海的创新中心更像一个孵化器。”安高博解释，之所以这样设定，与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三角洲不同的创新特点所决定。
跑起来的长三角“药谷”
在营商环境、创新环境之外，市场总是能成为外资企业投资能否“尘埃落定”的决定性因素。著名医药健康市场研究公司ims health的一份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的生物制药市场呈现出异军突起的态势：2015年以来，食药监局出台的相关政策将使中国成为创新药的沃土，并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生物医药市场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
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高质量的医疗健康产品和服务有了更多的需求，安高博曾在去年首届进博会期间向记者表示，包括默克在内的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也都更愿意在中国本土投资，针对中国市场进行研发和生产。
例如，位于南通的制药基地不仅是默克在德国之外最大的制药基地，还使默克成为首家在华大规模投资设厂生产中国基药目录药物的跨国企业。
因为市场，不仅仅是默克，越来越多的外资生物医药企业开始在中国，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投资兴建了重要的生产、研发中心。资料显示，辉瑞于近年在杭州建设了其全球第三个、亚洲第一个生物技术中心，该项目一期投资达3.5亿美元；去年10月，罗氏投资约4.5亿瑞士法郎，开始在苏州设立生产研发中心；阿斯利康也在长三角进行布局：其中国总部设立在上海张江，两大生产、物流基地分别在江苏的无锡和泰州，并不断从浙江采购原料。
中国的市场很大，但对生物医药企业来说，能否最终在这个市场生存下来，还得依靠速度。在采访中，几乎所有外资企业都认为，中国的政策正在越来越透明，监管环境也在越来越规范，这不仅有助于外资企业做出在中国进行长期投资的决定，更有助于外资企业所引进或在中国研发生产的产品更快地在中国上市。
过去，若一家外资企业打算将一款先进的产品带入中国，都必须提前做多年的临床研究，若再碰上模糊的政策和监管环境都，一切工作看上去都“举步维艰”。“比如1999年我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根本无法想象一家药企引进的一款产品一年内就可以在中国上市。”安高博表示。
特别在2017年，中国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委员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当选为管理委员会成员，中国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向国际化迈进，这也意味着，外资企业将创新药引进中国的速度越来越快。
速度在于政策，也在于企业自身。对生物医药企业而言，不管是研发还是临床试验都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为了加快在中国市场新药研发的速度，更多的外资企业开始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甚至针对中国市场研发新药，比如罗氏，比如阿斯利康，也比如默克。安高博介绍，2017年，默克在上海成立了bioreliance end-to-end生物工艺开发中心，为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生物制药企业提供一整套生物药的工艺“打包”服务，协助他们加快临床药物从分子开发到商业化生产的速度，分析、质量控制、最终的厂房设计和咨询。
当前，在跨国企业看来，上海张江是实力强大的“药谷”。这里不仅有罗氏、阿斯利康、勃林格殷格翰、默克等知名外资企业，还有药明康德等民营企业。但仅“屯兵”在上海张江，虽然有研发高地的优势，却还是有局限性。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深化，新药审批加快、产业打破发展瓶颈后，生物医药行业需要全产业链上有更大的合力进行“助推”。以上海为龙头，长三角地区携手打造生物医药高地，显然符合这个行业的“自然规律”，区域一体化，也将是生物医药行业改变长期以来“速度快、体量小”格局的一个突破口。
“我相信，未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将有更多的外资企业，更多来自全球的顶尖产品和技术通过长三角地区进入中国。”阿斯利康中国总经理冯佶表示。